如上所述此，澳大利亚也有同样的共识和制度安排——法官遇到恶意的评论，应当由首席法官或法院的其他领导来进行回应。
法治秩序既是基本的全人类价值，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法治所勉力创造的是一种民主、和平、理性与文明的秩序，是现代政治秩序的奠基石。它通过公开审判无形中实现了国家法律符号权力的支配。
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束缚，立法机构必须依据现存的法律规则来制定新法，大幅度减少统治者的恣意任性行为对正常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肆意破坏。在一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多元分化，执政党和政府亟须及时调整和变革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不断改善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再次，法治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根本的一对矛盾关系（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工具。对中国人而言，即使是普通民众也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方式的实用理性。仅仅依靠国家的善意和努力，而没有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观念意识结构的改变，法治原则实际上很难落地生根。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基层执法力量，整合执法主体，推进综合执法，相对集中执法权，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是提升中国政府依法治理能力的突破口。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在文化权力转型为制度权力的过程中， 基本遵循从司法权主导向立法权和行政权主导的方向位移。由法律信念、权责平衡和法律技术所构成的新加坡法治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预售屋在盖成后，因为整体房屋价值飞涨，使得李氏父子所购得之屋越显得廉价，才引发检举。[5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37页 [51] 为了最大化地克服欠缺实地考察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使用了曾经实地考察过新加坡的学者（如陈新民教授）和生活工作在新加坡的学者（如郑永年教授和王江雨博士）的相关文献。第三，李光耀认为检察署法律专家所代表的法律良知是仅对自己负责的良知，而忽视了这些涂鸦犯可能对社会所造成的侵犯，所以欠缺了对社会的良知。[20]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3页。
[⑩]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9页。[41]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27—128页。
不似东方社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受到中国官僚文化熏染的中国政治人物，经常喜欢唱高调说空话，堆砌文藻，所以通篇文章摸不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向。陈新民教授解释说：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涂鸦法》后，便将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进一步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而笔者则以法律信念←→权责平衡←→法律技术来概括新加坡的法治精神。从形成新加坡精英法律观念的三个主要源泉来看，他们的法律信念并不是因某种高远的政治理想或形而上学的思辨所生成，而是来自于对人性的现实冷峻的洞察，从而就形成了新加坡法治特有的法律信念：对人性之恶的认定，既会导致对法律制度一以贯之的工具性信赖，也会坚持严刑峻法进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标。
新加坡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而不能妥协。因此新加坡的宪法，便少了浓厚与恢弘的政治理想诉求，或意识形态特色。正如秦晖教授所言：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对生命经历的反思和体悟，既看到了集权的好处和权力的公共性效用，又能够设身处地地设想新加坡法律制度的具体安排，从而在法律制度和民情之间建立匹配性的关系，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特色自然蕴含其中。
力行法治和铁腕反腐，就是给每个公民真正平等的国民待遇和机会，就是通过看护权力从而不去剥夺社会和公民的利益。[32]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46页。
[28]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224页。延揽人才就是给每个人都提供上升的渠道和发展的机会。
看不到细节，就看不到真正的新加坡。六、于少于二又二分之一公尺之公用道路上方，装设超过或沿着公用道理之窗帘、遮盖物、遮光物、遮阳篷或其他突出物者。[46]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85页。这里的责当然首先是指执政党、政府及公务人员对公民之责，同时也包括公民以对政府授权为基础而对政府的问责。对于新加坡执政党及政府同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陈新民教授认为：新加坡的执政党便是与选民，以履行政见的方式，完成交易。新加坡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由政府出资开展大规模公共事业的建设，包括修建地铁、高速公路、人行天桥、人行道防雨顶棚、社区电梯、游泳池等，并致力将新加坡建设成亚洲最清洁城市。
四、法律技术：新加坡法治精神的细节化存在或微观体现 严密且严厉的法律技术是新加坡法治存续的具体而微观的表征，也是执政者和立法者慎思明辨、匠心独运的制度化结晶。因此，对于新加坡的法治精神，笔者将其表述为法律信念、权责平衡与法律技术三个主要因素。
其实，新加坡公务员在享有高薪的同时，他们也深处严密的法网之中。[19] Hair原则的内容是：H=Helicopter，这是指政府的公务员必须如同直升机一样，可以立即起飞，也可以纵观全局，代表了李光耀要求公务员要有高度的行动力，及能以宏观角度判断事情。
[37]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108—112页。对于新加坡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吗？陈新民教授认为，新加坡独立后，即按照宪法的规定举行大选及组成政府，虽然历次国会大选，都由执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而且，选举的过程都符合宪法及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并无亚洲其他国家所常见的作票或胁迫等事情发生，新加坡的选民既然以自由意志决定政府的组成，所以政权不只有合法性，亦有正当性，故新加坡当已跨入民主体制的门坎。
[⑧] 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24页。目的是要将此案件的来龙去脉完全公诸于世，以杜悠悠之口，否则人民对于反贪局是否真正调查会怀有猜测之意。对于新加坡的司法体制，陈新民教授评述到：新加坡的整个司法体制也是以务实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尽管司法基本精神有若干的偏差，导致其独立性令人怀疑，但纯粹就维持社会秩序的角色与功能性而言，新加坡的司法体制无疑是一种‘司法的主动者（legal activist），特别是司法审判实行‘谋后而动，法官等待对案件及相关法律关系已摸透后，才开庭审判，并且一以贯之的进行审理，且多半在一两天内完成诉讼程序，显示出新加坡司法所具有的活力和高质量的司法裁判质量。[30] 新加坡宪法的法律性或技术型特点在逻辑上也必然会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设计。
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长期获得政府奖学金，受过本地或国际名校教育，有过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或许因为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华人主导的社会，同时，其本身亦凝聚了法治、民主、清廉或廉洁、富足等众多令人艳羡的品质，所以，不论中国的政界还是中国的学界，都对新加坡法治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都希望从新加坡的法治经验中取经以为中国相应的改革设计所参酌所借鉴。
[③]据此，若要学习新加坡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恐怕就需先将诸如鞭刑、重罚等争议颇大的具体法律举措暂且搁置，从而对新加坡法治建设过程中所信守和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做出解读，继而为中国政学两界学习新加坡法治提示或指明着重用力的方向。[16]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既能够看到吴作栋、李光耀和李显龙服从法律的制度性美德和操守，又能看到李光耀先生超越制度性规定的美德或分外善行。
[25] 文末，王江雨博士总结到：在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上台，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实行法治，强力肃贪，发展教育，慷慨投资民生和基建，任人唯贤，那么长期执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都不必对反对派进行排挤和打压。[④]这是因为人性本恶，这很遗憾，但我们必须设法抑制人性中的邪恶。
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转引自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第34页。前苏联亡党和裂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自身体制之弊的反思。[49] 参见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序：新加坡精神—‘就这样干（Just Do It!）。二是针对烟客喜欢聚集在有烟灰缸的垃圾桶周围这一习惯，对公共地点的垃圾桶作出调整，将其搬离禁烟区。
四是肃贪机关应脱警察体系。依照陈新民教授之书，三种法律实施机制需要提及。
即或有所体悟和反思，但如果这种体悟和反思仅仅局限在个人或团体的私利追求之中，也会极大地影响这种体悟和反思所能具有的力量和辐射范围。 五、简短结语：应该向新加坡法治学习什么？ 客观而论，严密的法网和法网的严厉施行，给新加坡带来了有序的社会、负责的公务员系统及整个国家的良好风貌。
现实制度导向和注重品行操守的精英观，既使新加坡建立了以精英为主体的现实化、可操作和技术性的法律运作模式，又使掌握着巨大权力的精英能够对权力和责任关系持有一种平衡性或对等性认知，从而真正遵守法律规则，使权力在制度内运行，并使权力保有公共性的品格。为了这个惨案，李光耀曾公开说明他为何不替老朋友伸出援手的理由：他个人私下可以为朋友做出任何事情，但必须不损于共同奋斗的目标，但再好的私交，也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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